新加坡教育
中国官员都曾就读的"海外党校":南洋理工大学

  过去20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培训了超过1.3万名中国高官,平均每个省市约有三四百名干部都曾在这里“就读”。真正的中央党校在北京,其关键职责是培养未来领导人,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则可以被形容为中共的海外党校。

  2012年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为中国培训中高级官员20年。过去20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培训了超过1.3万名中国高官,平均每个省市约有三四百名干部,其中,取得硕士学位的占到一成,约1200多名,其他的是短期课程学位。他们在这里学习社会管理、环境保护;反贪机制也受重视。南洋理工大学估计,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将更加积极支持官员到新加坡学习。
  1978年11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后对新加坡经验赞口不绝,屡次对高层领导谈到要向新加坡学习。随后,中国很多高级领导人都访问过新加坡,大量官员和未来领袖被派往学习和培训。2010年10月,中新建交二十周年,前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来到新加坡,会晤内阁资政李光耀时,习近平说道:“邓小平先生前多次提出中国要向新加坡学习。这种学习过去需要、现在需要、将来也还需要。”
  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吴伟说:“我们的课程主要有三个方向。一个是扩大国际视野。中国官员出国的好处是可以扩展国际视野,看看外国是怎么做的,不管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对他们都是有意义的。第二,理论必须联系实际。因为像这种对官员的课程不能空谈理论,所以要结合实际,看看实际上新加坡现在是怎么做的。第三,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因为这些人他们学完都要回国去服务,所以你不能只跟他们空谈别的东西,所以跟欧美相比,我们的课程比较接近中国的国情,因此他们比较容易理解。”
  据了解,中组部会把派去海外学习的干部先放到外交学院集中集训英语五个月,走不开的、短期的、几天到两个星期的干部会派去哈佛,而要念学位的则前往南洋理工大学。起初南洋理工针对中国的官员只开设了公共管理和管理经济学硕士课程,后来又延伸出“市长班”的管理课程,2008年更专门成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以学院方式运作大规模的中国官员培训。
  吴伟介绍,一年的市长班强化培训分三个短学期,一个学期三个月,中间有个学期进行毕业论文报告的准备写作。每个人都有实践性的报告,称为“市长报告”,要求每一位“市长”不能写成硕士学术性的报告,而是对某个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探讨,“我们要求,报告拿回去,县里面、市里面、局里面就可以实施的,是领导决策的很重要参考。比如对解决中山市社会管理、城市管理的启发和建议。宏观思考和解决微观问题的技巧都要兼顾。实战我们是非常注重和强调的”。
  例如,学校让官员三到五个人组成课题小组,针对环境问题、社会保障及公共服务这三大课题选一项来攻关。现任湖北襄阳市委书记范锐平之前是鄂州市委书记,研究所管辖一条江的一公里水污染怎么治理。然后由专家对课题进行评奖,一等奖可以拿到50万新元(约41万美元),作为这个项目的启动费。
  吴伟说,让他们通过对课题的研讨,把学习中所学的公共管理、经济管理、公共政策、经济政策理论知识融入实践。有一年的大奖是由甘肃省夺得。甘肃很缺水,他们研究鼓励村民搞坎儿井、做水银行,政府怎么从政策上进行鼓励、支撑。一个村成功了,甘肃所有的村都能复制。南洋理大做得很细,还专门到现场观看开工或完工典礼。
  南洋理大和中组部合作的短期班以社会管理为主,主题包括社会保障、应急管理、危机管理、种族和谐等。吴伟指出,社会管理及环境保护问题是中共十七大后很重视的问题。新加坡环境保护得非常好,包括对水的处理,新加坡的“组屋”也非常成功,中国历届领导人来都要来看,包括、温家宝、习近平都来看过。
  早在曾庆红当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李显龙当新加坡副总理的时候,双方就签定两国干部培训合作协定,每五年签一次,由新加坡外交部资助或学院找资源;中国从各个省市抽派中高级、厅级干部送往新加坡培训。这些年以西部为主,意在帮助西部开发。去年就有甘肃、山西、陕西、内蒙古、贵州等相对贫困落后的地区,新疆一下子来了七个厅局级干部。
  吴伟说,(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来新加坡来了两三次,对新加坡的治国模式很赞赏,所以广东省厅局级的干部来培训的很多。广东省长朱小丹担任广州市委书记时,和南洋签了培训协定,由常委带队,把广州所有的管理领导都送来培训。
  中国官员除了在课堂上学习外,课外活动也一样紧凑,学校会经常举办联谊活动,让中国官员跟其他国家和当地学生交流。
  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助理院长文泉说,这种交流活动每年会举办很多次。他说:“最主要的目的是想让咱们的国际学生有机会交流,同时也调适他们的学习生活。我发现他们在入学前和学习结束后,最大的不同是他们的身体外观上。很多学生学一年以后,体重都会有一定的减轻,学习非常辛苦。”
  吴伟说,新加坡与中国非常类似。新加坡建国47年来一直是由人民行动党一党执政,而中国自1949年建国后由共产党执政。再者,新加坡也是由华人组成的社会,人文和历史都非常接近,两国的治国理念都非常相似。他说,这也是新加坡受中国官员青睐的原因。
  吴伟还说:“新加坡虽然很小,但为什么从邓小平开始,就指示说要向新加坡学习,包括很多的地方大官,他们为什么对新加坡模式那么重视,因为新加坡有很多行之有效的地方。新加坡国土面积那么小,资源那么缺乏,但可以建成一个花园式的城市,交通井然有序,城市干净,这是很多中国官员都可以借鉴的。”
  中共十八大召开前,由习近平掌握下的中央党校刊物《学习时报》署名文章《新加坡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经验》,专文介绍新加坡执政党政改经验,外界认为,时任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掌控下的理论刊物在十八大前发表此论,颇具为上台推动改革做理论铺垫的含义。
  李光耀在四十年时间把新加坡打造成世界前列的廉洁国家、花园式的国家。新加坡四十年来非常稳定,种族非常和谐,这都对中国有借鉴意义。
  新加坡模式备受中国领导人称赞。不过,新加坡反对派新加坡民主党财政主任文森认为,新加坡目前的政治模式不会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整体长远发展有帮助。
  文森说:“大部分经济发达城市的政治体系也会随着经济发展而蜕变。但新加坡没有,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人民对社会和政治的声音被压制。我能想象中国会希望复制这种模式,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保住政府的权利,不用每五年还政于民,更换领袖,同时又能扩充他们的财富,而牺牲了人民的自由。” 
  文森还分析说,新加坡模式虽然是中国政府“美梦成真”的一个真实例子,但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采用封闭的决策模式,没有人能够把新的观点和意见带进这个体系,使得这个政府依然用过时的办法去应对全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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